第三輪人工智能的熱潮洶涌澎湃。最近，浙江大學原校長潘云鶴院士提出了人工智能2.0的概念，認為基于一系列全新前沿技術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已經初露端倪，將在不遠的未來深刻改變我們的生活。
1978年，當潘云鶴從湖北襄樊回到家鄉杭州，邁入浙大學校門，他的身份是浙大計算機系系主任何志均教授的5位碩士研究生之一，他當時報考的方向就是人工智能。
40多年過去，工業機器人維修，人工智能作為一個專業方向，庫卡機器人驅動器維修，在中國高校經歷了消失又重現的過程。今年，浙大新增人工智能本科專業，并依托人工智能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招收人工智能方向工程博士。這些學生將和老校長潘云鶴，在同一個方向上探索鉆研。
教育部已經提出，到2020年，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學院、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，培養一大批人工智能人才。
然則，人工智能人才究竟如何培養？除了學習相關科技之外，隨著人工智能與社會生活密集交織，一些至關重要的人文性的思考，似乎也需納入人工智能教育范疇之中。
前兩天，浙大舉辦了一場學術對談，來自計算機學院、馬克思主義學院和法學院的專家交流了關于人工智能和倫理學、法學關系的認識。大家的一個共識是，在如火如荼開展的人工智能人才交叉培養中，一定不能少了“倫理”和“責任”的內容。
這一輪人工智能發展出的巨大威力，集中表現在AlphaGo及其后繼者和人類對弈時不斷取得的勝利。浙大計算機學院吳飛教授回顧了DeepMind公司取得的這一偉大成果，它讓世界看到人工智能在當前先進技術的支持下所能達到的高度。
下圍棋也好、玩電子游戲也好，這些畢竟不是有很大倫理風險的事情。但是，一旦人工智能開始代替我們開車、做手術，甚至在法庭上代替我們做出裁判，這時相應的倫理規制就變得舉足輕重了。
“無人駕駛汽車，在遇到倫理學上經典的電車難題時，它會做出怎樣的選擇？是沖向一個人，還是沖向五個人？它做出選擇，是基于人類的灌輸，還是其自我的智能？”張彥問道。
我們讓醫療機器人代替我們做出診斷，代替我們拿起手術刀，但如果由此發生醫療事故，我們究竟該歸因于開發產品的企業、產品擁有者還是人工智能產品本身？
無人超市似乎開啟了全新的零售體驗，但自然災害發生時AI販售員竟自動提高了緊缺的礦泉水的售價，這又是誰之過呢？
媒體調查顯示，近半數網友遭遇過企業“大數據殺熟”，這樣一個社會權力結構嚴重不對稱的未來，真的是可欲的嗎？
更關鍵的問題，歸結于技術和人的關系。傳統地看，談論倫理的主體是“人”。在浙大馬克思主義學院張彥教授看來，隨著人工智能的不斷發展，我們對于人的理解越來越物化和去意義化，人和機器的邊界越來越模糊。我們該如何對待機器和自身的關系？人和機器應該整合嗎？如果人對快樂和痛苦的感受可以通過其他物理和化學手段來滿足，那么，人還有參與社會互動的需要和動力嗎？
技術越復雜，穩定性就越差；人工智能就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從而目前仍非常缺乏穩定性的技術。張彥認為，人類當前對人工智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僅限于其功能性，對于人工智能技術運用所制定倫理規范仍然是很抽象的，在現實生活中稍加運用就會出現諸多難點。
比如，合同這樣一個典型的博弈過程，過去只會發生在人與人之間，需要甲乙雙方自己尋找信息，做出決策。而人工智能可以尋找有目標導向的大量信息，庫卡機器人驅動器維修，精準決策，如果我們和人工智能交易，極大的可能是像李世石、柯潔面對AlphaGo那樣全面落于下風。“規范人工智能這一強大的對手，是否需要加強對方的告知義務與確定告知界限？”浙大法學院周江洪教授說。
還有比這更引人深思的問題——人工智能現在已經能夠幫助法官判案了，判決書寫得比人類法官還要完美。浙大的科研團隊通過向人工智能“喂食”案例，逐漸教會了機器聽訟斷案。你會接受一個機器人為你做出裁決嗎？“AlphaGo告訴我們，學習的數據越多，機器就越智能。但到了法庭上，卻不是數據越多越正義。過于精確的數據，很多時候加大了人工智能做出合乎正義的判決的難度。”周江洪說。
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是全球性的，如何協調人工智能技術與倫理規則的發展步調，也需形成全球性的共識。張彥表示，一個有代表性的趨勢是，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堅持技術的絕對中立立場，而更傾向于在具體情境中對倫理問題做出判斷。
“這場討論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是，各行各業的人才都應當來學習人工智能知識。”吳飛說，擁抱人工智能的未來，不是讓計算機學院培養的學生去當醫生、當法官，而是讓人工智能成為人人都能掌握的工具，來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，并在此過程中發現、面對并最終回答倫理挑戰。 記者 曾福泉